제목   |  [11/04] 东西问|章丽: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为何被称为“东方的马可·波罗”? 작성일   |  2024-10-30 조회수   |  26155

[간체자] 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东西问|章丽: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为何被称为“东方的马可·波罗”?

 

 

 

 

 

      中新社南昌10月29日电 题: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为何被称为“东方的马可·波罗”?

 

  ——专访豫章师范学院副教授章丽

 

  中新社记者 吴鹏泉 姜涛

 

 

  提起中国的远洋航行,人们多半首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。鲜为人知的是,早在元代,被称为“东方的马可·波罗”的江西南昌人、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就附商舶浮海,足迹遍及亚非几十个国家和地区。

 

  汪大渊为何被称为“东方的马可·波罗”?他与郑和下西洋有何区别?豫章师范学院副教授章丽一直在从事文化和旅游国际传播研究,近日她在江西南昌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,讲述这位中国民间航海家的故事。

 

 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 

  中新社记者:汪大渊被称为“东方的马可·波罗”,你认为二者有哪些共性?

 

  章丽:1330年冬春之交,弱冠之年的汪大渊由泉州港附舶(搭乘商船)出海,沿着古代“海上丝绸之路”,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航海旅行。这次航行的区域,远至阿拉伯及非洲地带。1334年回到泉州,前后历时近5年。1337年,汪大渊第二次由泉州港出航,航涉的区域重点在南海诸岛周边国家。1339年夏秋间回到泉州,前后历时近3年。

 

  远航回国后,他把两次航海所见记录整理,写出了《岛夷志》。至正九年(1349年)冬,汪大渊过泉州,适逢吴鉴(元代文学家、历史学家)奉命主修《清源续志》(即泉州志),因泉州为市舶司所在地,应记外事,遂将《岛夷志》附于《清源续志》之后。1350年春,汪大渊回到故乡南昌,复将该书以单行本刊印,并请张翥(元代诗人)作序,“以广其传”。后《岛夷志》佚失,所幸该书节选《岛夷志略》在清代被《四库全书》收录。

 

  《岛夷志略》上承南宋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和赵汝适《诸蕃志》,下启明马欢《瀛涯胜览》、费信《星槎胜览》等书,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重视,被译成英、法、日等多国文字供国外学者研究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、苏州大学教授魏向东所著的《行走天下:中国行旅文化》一书中,将汪大渊称为“东方的马可·波罗”。

 

  汪大渊和马可·波罗,我认为二者有以下共性:

 

  首先,汪大渊和马可·波罗家庭背景相近,都是出生于衣食无忧的商人家庭。

 

  其次,两人的航海行动几乎活跃在同一历史时期。马可·波罗离开中国数十年后,汪大渊从古代“海上丝绸之路”起点城市泉州出发,随商船远航走出国门。

 

  两位航海家都采取了搭乘商船的方式,完成了自己的航海历程。他们都以纪实体裁写下了沿途所见所闻,回国后将游历情况写作并编纂成书。他们各自的著作《岛夷志》和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,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 

  第五,汪大渊和马可·波罗对世界历史、地理的贡献均被世人认可,都促进了人类航海事业的发展。

 

 

图为江西南昌市青云谱区象湖风景区汪大渊纪念广场。刘佳健 摄

 

  中新社记者:生长于内陆的汪大渊,为何会萌发探索海外的志向?

 

  章丽:汪大渊,字焕章,江西南昌人,生于元至大四年(1311年)。少年求学时,汪大渊天资聪颖,博览群书。他对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《史记》爱不释手,尤其是《货殖列传》中南北各异的地理、自然、物产等内容,更是反复诵读,沉浸于“纸上神游”的同时,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。他收集了许多记载各地奇闻逸事和风土人情的地理著作,对海外地理的游记格外痴迷。

 

  汪大渊出生地(今南昌市青云谱区施尧村)水运业较为发达,是古代当地水上交通良港和货运集散地。“江到南关古渡头,旁分一曲入溪流。垂杨夹道三千户,绕郭连樯数万舟。”宋朝诗人宗必经的《南浦》诗中,就描述了施尧村一带的航运盛景。汪大渊成长的这方水土,虽不是沿海一带,却是个连山通海的地方。对外航运频繁的成长环境,为他提供了远洋航海的信息基础。

 

  成年后的汪大渊束装远游,沿着赣江一路上溯,来到了福建泉州。泉州港古称为“刺桐港”,此时的刺桐港正值海上贸易空前繁荣之际,是梯航万国、舶商云集的“东方第一大港”。元代至元二十九年(1292年),取道泉州出海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·波罗后来写道:“我们抵刺桐城,城甚大……刺桐港(泉州港)即在此城,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……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不可思议……”正是泉州港的舶商云集景象,进一步激发了汪大渊探险求奇的兴趣,促成了他日后两度远洋航行的壮举。

 

 

航拍江西南昌市青云谱区象湖风景区汪大渊纪念广场。刘佳健 摄

 

  中新社记者:汪大渊远航与郑和下西洋有何区别?

 

  章丽:与郑和下西洋全由朝廷造船出资不同,汪大渊几乎仅靠一己之力凭借商船完成了航海行动,他的故事比郑和早了半个多世纪。

 

  汪大渊先后两次出海,都是附舶远行。他没有自己专门的船只,也没有自己的生意,只是靠着搭乘商船不断航行,一段一段前往下一站。可以说,汪大渊的航海,完全是凭借以商船活动为基础的民间航行活动,这也是汪大渊远航与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区别。

 

  值得一提的是,汪大渊远航给郑和下西洋带来借鉴。作为翻译官多次追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,在《瀛涯胜览》一书中记述了下西洋期间的所见所闻。在该书序言中,马欢感慨:自己随郑和历涉诸邦,“其天时、气候、地理、人物,目击而身履之,然后知《岛夷志》所著者不诬”。马欢的实地考察,印证了汪大渊记载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。

 

 

航拍江西南昌市青云谱区象湖风景区汪大渊纪念广场。刘佳健 摄

 

  中新社记者:《岛夷志略》记载了海外历史胜迹和奇闻逸事,对当前研究古代中外经贸文化交流具有怎样的价值?

 

  章丽:在航海旅行中,凡所到之处,汪大渊对各地的地理山川、民情土俗、风景胜迹、奇事异闻、贸易货物等方面进行了详细、严谨的记录。

 

  现存《岛夷志略》约2万字,书中记载的220余个国名、地名中,有些是初次见,有些甚至是仅见于该书。这些翔实记载,在历史、地理、文化、国际贸易等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科学价值,是当前专家学者们了解古代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珍贵史料。

 

  《岛夷志略》还记载了台湾、澎湖是中国的领土,当时台湾属澎湖,澎湖隶属泉州晋江县,盐课、税收归晋江县。这恰好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空白点,也是17世纪之前中国人对台湾岛的历史记载之一。

 

  中新社记者:研究汪大渊远航,在当下有何现实意义?

 

  章丽:以共情激发国家之间的情感流动,是当下做好国际传播的可行路径。在人类与海洋接触的过程中,汪大渊无疑是冲锋在前的勇士。基于人类对航海探险的共同情感体验,将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作为情感化标签进行国际传播,可为国际公众认知世界海洋文明成果提供“共情机遇”。(完)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[번체자]  

 

 

 

 

 

東西問|章麗:民間航海家汪大淵爲何被稱爲“東方的馬可·波羅”?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      中新社南昌10月29日電 題:民間航海家汪大淵爲何被稱爲“東方的馬可·波羅”?

  ——專訪豫章師範學院副教授章麗

  中新社記者 吳鵬泉 姜濤



  提起中國的遠洋航行,人們多半首推明代鄭和七下西洋。鮮爲人知的是,早在元代,被稱爲“東方的馬可·波羅”的江西南昌人、民間航海家汪大淵就附商舶浮海,足跡遍及亞非幾十個國家和地區。

  汪大淵爲何被稱爲“東方的馬可·波羅”?他與鄭和下西洋有何區別?豫章師範學院副教授章麗一直在從事文化和旅遊國際傳播研究,近日她在江西南昌接受中新社“東西問”專訪,講述這位中國民間航海家的故事。

 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:

  中新社記者:汪大淵被稱爲“東方的馬可·波羅”,你認爲二者有哪些共性?


  章麗:1330年冬春之交,弱冠之年的汪大淵由泉州港附舶(搭乘商船)出海,沿着古代“海上絲綢之路”,開始了他的第一次航海旅行。這次航行的區域,遠至阿拉伯及非洲地帶。1334年回到泉州,前後歷時近5年。1337年,汪大淵第二次由泉州港出航,航涉的區域重點在南海諸島周邊國家。1339年夏秋間回到泉州,前後歷時近3年。

  遠航回國後,他把兩次航海所見記錄整理,寫出了《島夷志》。至正九年(1349年)冬,汪大淵過泉州,適逢吳鑑(元代文學家、歷史學家)奉命主修《清源續志》(即泉州志),因泉州爲市舶司所在地,應記外事,遂將《島夷志》附於《清源續志》之後。1350年春,汪大淵回到故鄉南昌,復將該書以單行本刊印,並請張翥(元代詩人)作序,“以廣其傳”。後《島夷志》佚失,所幸該書節選《島夷志略》在清代被《四庫全書》收錄。

  《島夷志略》上承南宋周去非《嶺外代答》和趙汝適《諸蕃志》,下啓明馬歡《瀛涯勝覽》、費信《星槎勝覽》等書,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重視,被譯成英、法、日等多國文字供國外學者研究。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、蘇州大學教授魏向東所著的《行走天下:中國行旅文化》一書中,將汪大淵稱爲“東方的馬可·波羅”。

  汪大淵和馬可·波羅,我認爲二者有以下共性:

  首先,汪大淵和馬可·波羅家庭背景相近,都是出生於衣食無憂的商人家庭。

  其次,兩人的航海行動幾乎活躍在同一歷史時期。馬可·波羅離開中國數十年後,汪大淵從古代“海上絲綢之路”起點城市泉州出發,隨商船遠航走出國門。

  兩位航海家都採取了搭乘商船的方式,完成了自己的航海曆程。他們都以紀實體裁寫下了沿途所見所聞,回國後將遊歷情況寫作並編纂成書。他們各自的著作《島夷志》和《馬可·波羅遊記》,爲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與融合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。

  第五,汪大淵和馬可·波羅對世界歷史、地理的貢獻均被世人認可,都促進了人類航海事業的發展。



圖爲江西南昌市青雲譜區象湖風景區汪大淵紀念廣場。劉佳健 攝

  中新社記者:生長於內陸的汪大淵,爲何會萌發探索海外的志向?

  章麗:汪大淵,字煥章,江西南昌人,生於元至大四年(1311年)。少年求學時,汪大淵天資聰穎,博覽羣書。他對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創作的《史記》愛不釋手,尤其是《貨殖列傳》中南北各異的地理、自然、物產等內容,更是反覆誦讀,沉浸於“紙上神遊”的同時,也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嚮往。他收集了許多記載各地奇聞逸事和風土人情的地理著作,對海外地理的遊記格外癡迷。

  汪大淵出生地(今南昌市青雲譜區施堯村)水運業較爲發達,是古代當地水上交通良港和貨運集散地。“江到南關古渡頭,旁分一曲入溪流。垂楊夾道三千戶,繞郭連檣數萬舟。”宋朝詩人宗必經的《南浦》詩中,就描述了施堯村一帶的航運盛景。汪大淵成長的這方水土,雖不是沿海一帶,卻是個連山通海的地方。對外航運頻繁的成長環境,爲他提供了遠洋航海的信息基礎。

  成年後的汪大淵束裝遠遊,沿着贛江一路上溯,來到了福建泉州。泉州港古稱爲“刺桐港”,此時的刺桐港正值海上貿易空前繁榮之際,是梯航萬國、舶商雲集的“東方第一大港”。元代至元二十九年(1292年),取道泉州出海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·波羅後來寫道:“我們抵刺桐城,城甚大……刺桐港(泉州港)即在此城,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鹹蒞此港……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不可思議……”正是泉州港的舶商雲集景象,進一步激發了汪大淵探險求奇的興趣,促成了他日後兩度遠洋航行的壯舉。



航拍江西南昌市青雲譜區象湖風景區汪大淵紀念廣場。劉佳健 攝

  中新社記者:汪大淵遠航與鄭和下西洋有何區別?

  章麗:與鄭和下西洋全由朝廷造船出資不同,汪大淵幾乎僅靠一己之力憑藉商船完成了航海行動,他的故事比鄭和早了半個多世紀。

  汪大淵先後兩次出海,都是附舶遠行。他沒有自己專門的船隻,也沒有自己的生意,只是靠着搭乘商船不斷航行,一段一段前往下一站。可以說,汪大淵的航海,完全是憑藉以商船活動爲基礎的民間航行活動,這也是汪大淵遠航與鄭和下西洋的主要區別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汪大淵遠航給鄭和下西洋帶來借鑑。作爲翻譯官多次追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,在《瀛涯勝覽》一書中記述了下西洋期間的所見所聞。在該書序言中,馬歡感慨:自己隨鄭和歷涉諸邦,“其天時、氣候、地理、人物,目擊而身履之,然後知《島夷志》所著者不誣”。馬歡的實地考察,印證了汪大淵記載的真實性、準確性。



航拍江西南昌市青雲譜區象湖風景區汪大淵紀念廣場。劉佳健 攝

  中新社記者:《島夷志略》記載了海外歷史勝蹟和奇聞逸事,對當前研究古代中外經貿文化交流具有怎樣的價值?

  章麗:在航海旅行中,凡所到之處,汪大淵對各地的地理山川、民情土俗、風景勝蹟、奇事異聞、貿易貨物等方面進行了詳細、嚴謹的記錄。

  現存《島夷志略》約2萬字,書中記載的220餘個國名、地名中,有些是初次見,有些甚至是僅見於該書。這些翔實記載,在歷史、地理、文化、國際貿易等領域均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科學價值,是當前專家學者們瞭解古代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珍貴史料。

  《島夷志略》還記載了臺灣、澎湖是中國的領土,當時臺灣屬澎湖,澎湖隸屬泉州晉江縣,鹽課、稅收歸晉江縣。這恰好是鄭和下西洋的一個空白點,也是17世紀之前中國人對臺灣島的歷史記載之一。

  中新社記者:研究汪大淵遠航,在當下有何現實意義?

  章麗:以共情激發國家之間的情感流動,是當下做好國際傳播的可行路徑。在人類與海洋接觸的過程中,汪大淵無疑是衝鋒在前的勇士。基於人類對航海探險的共同情感體驗,將民間航海家汪大淵作爲情感化標籤進行國際傳播,可爲國際公衆認知世界海洋文明成果提供“共情機遇”。(完)

 

 

 

 

 

[출처]https://www.chinanews.com.cn/gn/2024/10-29/10310226.shtml

인쇄하기